下面作者将仅从宪法规范的角度对中国宪法中的社会保障权作一逻辑分析。
学者在设计该项制度的研究中指出，这种工作是通过具有指导性的案件对其他同类案件所发生的效力来实现的。从下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法官对此表述了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此后，与定价权有关的行政机关也以此为依据陆续建立各自的听证目录制度，如《北京市价格听证目录》。例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价格法》于2001年7月2日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由于《个人独资企业法》中作为申请资格的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无法在法律制定层面上预先就各个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行业制定具体的构成要件，因此，针对该不确定法律概念，行政机关以行政规定的方式设定审查要件，具有要件裁量行为的性质。[12]由此可知，与学者的主流主张不同的是，司法和行政实务方面的动向表现出与二审判决较为一致的思路和立场。（3）民航旅客运输公布票价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所具备的分析条件的限制下，研究工作只能进展至阶段（1）和（2），还不能全面地进入阶段（3）之中，以分析其事实上是否对其他判决具有普遍的拘束性。[3]例如，张骐认为指导性案例应该具有非正式法律渊源的性质。即使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其判决都要以某种形式完全向社会公布。
1·不涉及违宪审查的宪法诉讼这种宪法诉讼的存在，是因为宪法中的一些规定没有及时通过立法予以具体化，从而在实践中出现对某一问题只有宪法规定而没有普通法律予以规定的情形。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中，虽然法律和政治之间常常相互作用，但基本方面是政治决定法律，政治控制着法律。宪法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不服宪法案件裁决的，可上诉。既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就存在将两种制度分开的可能。
这里需要注意作为案件判决的依据与作为判决说理的依据的区别。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审查之权。
宪法诉讼已经成为我国学界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制度建构方案多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与我国现行宪法和政治体制不相协调。实际上，在普通法院型宪法诉讼模式下，对宪法问题或宪法争议的界定并不那么严格，甚至任何一个有意义的争议都可能变成一个宪法问题，并成为法院的一个案件，接受法官的裁决。笔者认为，这项权力授予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为宜，理由是:首先，从法院现有的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看，审判委员会具有确定案件是否为宪法案件的现实能力。1·法院: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核心法院是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核心。
参见章文君:《美国警察逮捕流浪汉法院裁定属违宪》，《新民晚报》2006年4月16日。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有关法律、法规违反宪法，则需要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违宪审查的申请，并最终根据违宪审查决定进行判决。笔者认为，公权力行为的性质可按照反向穷尽原则来界定，即遵循先宪法后普通法律的路径:先看其是否违宪，如果不违宪再看它是否违法。由于宪法乃国家之根本法，具有最高的地位，且宪法案件又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案件不宜采用独任制审理。
但是，由于一些宪法诉讼案件涉及违宪审查，而法院并无违宪审查之权因此只能向违宪审查机关提出审查申请，法院的诉讼进程及诉讼的结果都依赖于违宪审查机关的审查决定。而且，允许所有法院均援引宪法判案，才能保证宪法在整个法院系统的贯彻和实现，这是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最高权威的表现。
案件当事人提出依据宪法审理案件的请求对法院并没有约束力，它只是一个建议，是否采纳由法官审查决定。一、构建我国宪法诉讼制度传统思路存在的问题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我国一代宪法学人的梦想。
[12]而在实行宪法法院制度的国家，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之中的公权力行为的范围更为宽泛。违宪审查机关及其违宪审查活动由此成为宪法诉讼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一般都由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及若干经验丰富、水平较高的审判员组成。对行政法规提出的违宪审查申请，依照上述对法律的违宪审查请求书的递交程序进行，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对行政机关行为涉嫌违宪而提出的宪法解释请求，也须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求书。这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
法官不仅要将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作为普通立法来适用，而且必须当作宪法来适用。这里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既然将宪法诉讼作为违宪审查制度的思路行不通，那么，有没有将两者予以分离的可能呢?这正是笔者在此要探讨的内容。具体设想是:对公权力行为的违宪审查即解释宪法一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院(下级法院则逐级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宪法有关规定进行解释的请求，请求内容可包括宪法相关规定是否包含该公权力行为的情况。
[11]参见韩大元:《宪法学专业化与生活中的宪法问题》，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二)》，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代序第1页。针对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不针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和对立法的违宪审查不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现状，笔者主张: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家机关的公权力行为都纳入到违宪审查的范围之中，理由主要是:一方面基于违宪审查应然意义上的考虑，违宪审查制度如果不将法律纳入到审查的范围之中，注定是不完整的，是有欠缺的。
之所以可以通过承担民事责任方式来救济对宪法基本权利的侵害，是因为这些基本权利主要是民事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或者是以保护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目的的政治权利或法律权利。但是，无论涉及违宪审查还是不涉及违宪审查的宪法诉讼，在法院审理这一阶段中，其程序是一致的。遵循将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相分离原则的本意在于，使宪法诉讼制度与政治体制确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保持契合，而不至于使新建立起来的宪法诉讼制度与现行政治体制发生内在的冲突，从而完整地实现在国外由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和由宪法法院进行宪法诉讼所体现出来的全部功能。三、构建我国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逻辑基础 复合意指两者合在一起或结合起来。
(三)相对独立原则所谓相对独立的宪法诉讼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并不要求立即建立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并列的独立的宪法诉讼制度形态，也不要求一定要有完全独立或者完全不依赖于其他诉讼形式的程序;另一方面，在宪法诉讼案件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与其他诉讼形式不同的特点。因此，不涉及违宪审查的宪法诉讼制度是涉及违宪审查的宪法诉讼制度的基础。
总之，只有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都确定，而且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案件进而构成宪法诉讼。[9]前一个规则，在我国有的学者称其为穷尽其他救济原则，[10]有的学者称其为补充性原则。
将宪法诉讼制度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分离，到底有无可能?在理论上，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一些案件也援引了宪法条文，但并不是作为判决依据，而只是作为判决说理的根据，这样的案件不能视作宪法案件。
[5](2)这里的法院是指整个法院系统。明确何为宪法案件，是进行宪法诉讼活动的前提。法官直接依据宪法裁判的前提条件是，已经穷尽了其他法律救济手段，或者说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找不到依据，才能求助于宪法。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公民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而且有利于宪法争议的公正解决。
这里讲的宪法诉讼并非是完全独立的、全新的一种诉讼形态，而是依附于其他诉讼案件———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案件———的一种特殊的诉讼形态。(2)涉及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关的决定、命令等违宪审查，由其上一级人大常委会进行。
[4]是否建立以及建立何种宪法诉讼制度，并不是法律自身所能够解决的，而是由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不仅法院要遵守，其他国家机关也应当遵守。
如果是仅仅在普通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引用宪法来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而所涉及的案件并没有涉及宪法问题或者不是宪法上的争议，那么，这样的诉讼不能归入宪法诉讼的范围。权限争议在我国是通过政治手段而非诉讼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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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行政程序为标题的法律规范，在行政程序立法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
2012年1月，曾因上海11·15大火撤职的原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某某和原副区长徐某某，悄然复出。
为此，立法上必须基于上述思路对行政调查对象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层次规定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党委对同级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坚持依法执政，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开展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工作。
（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为人民政协法治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按照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国家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各项工作，都应当在总体上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并且按照法治化的要求来运作。